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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体系 推动审美意象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2024-05-19 16:25 来源:未知

  凸轮廓线绘制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理论鉴识旁联系统减压阀强扭处理远近凯时kb88娱乐官网内齿针齿轮于是之论表演艺术下隅角(记者 查建国 陈炼)4月22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安徽教育出版社主办,华东师范大学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中华美学学会中国美学学术委员会协办的“中国古代美学的当代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南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30多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中华美学的意象体系建构”两大主题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探讨,从传统美学理论与范畴、意象理论体系建构、美学制度与方法、美学现代转型与当代价值、各门类艺术实践等方面展开讨论交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作闭幕致辞。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谢金良从易学传统出发,试论了易学与审美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首先,他从先民以“中和”解决问题的措施发现运用易学追求审美的方式便是华夏民族一以贯之的中和之美,而其主要目的说到底就是为了趋吉避凶、祈求“平安”。中国美学思想始终以运用易学追求审美的方式来建构思想体系、阐明哲学道理、创造审美文化、包容异学文化,运用易学知识才能更加深刻理解中华审美文化的底蕴,更加深切领悟中华审美文化的奥妙,更加深入体悟中华审美文化的境界,始终围绕太极中和的原理与智慧使其文明得以持续不断地传承与开新。正因如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重视易学与审美的结合研究,更有利于深入认识宇宙世界的宏观与精微,更有利于引导人们在生活中正确地体悟道并审察美,真正增强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薛富兴讨论了中国古代美学的范畴问题,以“精致化”这一发展性范畴对自汉至明清的艺术路径进行讨论。古典艺术的精致化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艺术领域的专业化分工,诸门类艺术建立为核心内涵的古典审美形态丰富化,它实现了古典艺术格局由简而繁之转变;二是诸门类艺术语言系统建立,它标志着古典艺术创作之自觉体现了诸门类艺术之特性与普遍法则;三是艺术创作追求精益求精,各门类艺术出现大家与精品古典艺术高峰到来;四是各门类艺术批评产生,形成与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良性互动局面。薛富兴认为,精致化是自然与人类文化进化共享的必由之路,一部古典美学史就是古典艺术自我 “精致化” 的历史。

  山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教授李新通过梳理“虚实”概念的发展演变及历史沿革,阐述中国古今文艺理论家有关“虚实”的思想观点,以体现“虚实”理论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性,从而论证重提“虚实”思想的研究意义及其思想价值。李新分析了汉语文化语境、中国古典哲学以及中国美学中的“虚”“实”之辩,在辩证统一的前提下,以“虚”为主,以“实”为辅,二者呈相互交融,不可分割之态。由此,李新进一步探讨了艺术理论中的“虚实”,包括对“形神”背后的“虚实”关系、“隐显”对应的“虚实”意蕴、“意境”蕴含的“虚实”概念、“情景”体现的“虚实”理念等问题的讨论。最后,李新还讨论“虚实”概念中的“体”与“用”,“虚实”概念的本体是一个予以阐释美学和艺术本质的深层观念;而将“虚实”的复合关系打破后,“虚”与“实”又构成了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并延展出诸多对中国艺术本质及特征方面的释义。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昌舒讨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另一种考察路径,即从士人美学出发关注士人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所发挥的多维度作用。李昌舒结合微观、宏观视点,从政治思想史、美学演变史和士人心态演变等方面,研究士人及士人美学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等方面的审美范式。

  在中国美学与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型与当代价值方面,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宋伟从现代视角出发,探讨了现代性隐忧与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现代转换问题。宋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来自于现代性的兴起,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性条件下的“转换”是中华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关键。这个目标就需要我们辨识出现代性与传统的优长、隐忧,在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思想资源。以“儒道互补”为特征的中华美学精神,对于弥补现代性工具理性化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异化分裂状况,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思想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余开亮讨论了当代审美相关性(aesthetic relevance)这一重要范畴与中国古代美学研究问题。对艺术、审美进行本质主义的研究既带来了审美主体的发现,同样也带来了现代性的隐忧。因而,从审美相关性角度研究美学则从语境入手,不将审美孤立出来,而关注在语境的互动之中所形成的审美。审美相关性对审美非功利性和进行了批评,打开审美分析的多重纬度,从而使得审美与其他价值得以联通。但需要注意在打开相关性过程中,同时要保证“审美”的独立性,不能划入到伦理、知识等其他范畴之中。相较于注重独立心理状态和形式分析的现代美学,这一关联型美学为中国古代美学提供了更为切近的学术阐释路径。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宏超关注当代学科制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探讨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科制度与知识谱系下的美学发明。中国近现代美学的研究中,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新论题正在凸显,面临着研究范式转换的局面。第一,从思想史角度看,学界的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研究一般上溯至晚明或晚清,这对晚清理解西方所带来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从概念史研究看,现代美学建设还要关注术语的建构问题,包括概念史、观念史的研究等。第三,从学科史看,中国美学是如何进入中国学术制度和学科制度之中,这也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崔树强聚焦中国书法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崔树强表示,一是汉字美学与书法艺术的发生,借助文字学、民俗学等学科,从汉字的线条、构件等研究书法如何生成美的要素;二是研究书法自觉时代的风格成熟、流派形成、制度因素等方面的推动;三是研究中国哲学与书法在精神层面的内核共鸣与互动,甚至将其置于中西哲学的对比中观看书法的独特性;四是研究书法艺术的范畴形成以及对书法批评的影响;五是研究书法艺术对人格的熏陶,研究书法在人文、美育等方面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总体来说,应从中国书法艺术的起源、范畴、风格、美育、文献等方面建构理论体系。

  徐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朱存明从汉画像石艺术中看中华美学精神。他认为,汉画像以其丰富的象征形式,表现了中华民族审美的观念,其中包含着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原型结构,更接近民族精神的基因。汉画像通过其隐喻的象征图像与符号,形象地传达汉代充满神秘色彩的、蓬勃向上的时代美学精神。当代的汉画像研究也呈现出新态势,结合当代图像研究、视觉文化研究、图文关系研究、多媒介传播等新的研究方法分析汉画像艺术中所表现的早期中国向帝国文明的发展过程和其创造的恢弘的意象世界。汉画像艺术在中华传统艺术中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中华美学精神的意象创造。

  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兰芳教授关注中国古代造物美学理论体系研究。兰芳认为,造物美学研究打破了以往艺术研究、美术研究、工艺美术研究、民艺研究、现代设计艺术研究与图案学之间的一些壁障,将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中的创造智慧相关的研究融成一个总的课题。物质文化研究的注入也扩展了造物研究的范围,除了聚焦于现代工艺美术的领域,也关注到考古材料、民间工艺、墓葬随葬品等物质材料。造物美学视阈的研究通过还原古代器物的历史情境,以中国古代造物美学思想为理论依据,探究物在历史语境中的文化意义,是沟通设计学与物质文化研究的桥梁。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施旭升点评表示,各位老师的发言都围绕着中华美学精神展开多维度、多角度的讨论。中国古代美学并不是一个现成的和完成的知识体系,而是与20世纪以来的学科建构、西学影响、自我反思密切相关,是中国整体美学建构生成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古代美学是属于古代的,也属于当代的,因而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现代隐忧与当代价值的探讨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

  施旭升讨论了意象消费与意义重构问题。他从消费时代背景下的意象设计中拼贴化、格式化、模式化等倾向以及艺术商品化和意象消费化的现象入手,分析其所带来的现实取消、审美距离消除等问题,讨论享乐主义和后现代转向中意象消费的实质。作为消费领域的意象之于现实具有明显的否定性,是一种对现实的感染甚至毒化,意象“距离感”的消失与“消费化”的实现,实质上是对于传统的意象体验品格的消解,或者说是与大众对于传媒的心理依赖密不可分。就其进程而言,意象消费似乎是在一种不知不觉的状态下进入当下的文化生活的,表现为意象形态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削减、稀释、软化,带来了人文意义的消隐、深度模式的削平、现实世界的被遮蔽、使得审美接受的愿望被窒息等问题。因而呼唤当代艺术文化的转型,从意象的消费走向意义的重构,从消费至上走向主体的自觉与自适,也就成为当代艺术文化自我救赎的一条必由之路。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怀义基于“象”与“mimesis”这两个中西方概念,比较了《周易》与西方摹仿美学,以中国艺术实践与批评为主体,对“象”与mimesis的内涵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中西摹仿美学不同的表现形态及其历史发展,为重建中国艺术精神及话语体系提供参照。除此之外,王怀义借助方闻、高居翰、蒲安迪等人对中国绘画艺术、叙述艺术的研究,提出其共同归纳出中国文学“从再现到表现”这一路径。这三条不同的思路体现出,如果完全以西方思路进行研究,容易形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读。王怀义则回到《周易》原典,认为《周易·系辞》 在三个层面上表达了“象”的摹仿内涵,传统易象观研究须将易象从“意象”之义转向“摹仿”之义。《周易》 以“观物取象”为思想基础,以“象也者,像也”为语义中心,使用“临”“拟”“则”“法”“冒”“覆”等一系列表示摹仿含义的词汇,提出以“准拟”为基础的摹仿论思想。这些思想观念和词汇同时被使用到以书画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创作和批评中,形成中国艺术史上独特的摹仿与再现传统,从而与西方柏拉图等人以mimesis为基础提出的摹仿说形成比照。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耘拈出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荒野意象进行讨论,“荒野”是荒野哲学乃至当代西方生态文艺学的核心意象,但在严格的意义上,这一术语作为一个明确的范畴却并没有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出现过。因此,希望通过四种与之相似的范畴来还原这一范畴的内涵——如所历时间之“废墟”、所处空间之“边境”、所担角色之“民间”,所思意境之“寥廓”,来勾勒“荒野”所可能实现的精神想象的轮廓,最终提出,“荒野”不是一个单一的固有印象,而是各种文化边缘印象叠加组合的结果。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黄立基于主客关系的中西意象比较,探讨了意象创构过程中神思与意识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中西方意象都从审美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与艺术再现出发,将主客体互动统一于意象的形成过程之中。然而,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也带来中西意象主客关系讨论的分道,神思体现了我国传统意象的物我合一,西方学者对主体意识的强调使西方意象形成主客二分的研究范式。我国传统意象的直观感悟式解读虽然带来意象概念的含混,但却为意象留下了巨大的阐发空间,带来古典诗词的多义性和富含言外之意的美学特质;体系完备的西方意象理论对主体意向性的过分强调却使审美主体不断陷入对自身身份和价值的质疑,对自我超越的追寻。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简圣宇探讨了宋代意象理论发展的理学因素。理学理论给意象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天人合一”的基础性观念,二是“气象”概念的充入,以朱熹的观点为主要代表;三是“理趣”的补充。“天人合一”是中国标志性的哲学基础,但是到宋代理学中才起到高度的支配性作用,建构起万物关联的基础性观念,这一宇宙生命秩序观念这也是中西意象的重要区别之一。以朱熹和严羽为代表的宋人侧重讨论“气象”,将其应用于文论的讨论和批评之中,在当时文人群里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人跳出佛理范畴,还将“理趣”观念的注入对意象的讨论之中,要求意象既要表现宇宙秩序,同时还要充满趣味。理学推动了中国文化中的宇宙自然观念的非宗教化进程,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整体上促使文艺批评更加理性化和系统化。其为意象理论构造出了一个哲学基座,由此赋予“意象”概念以“气象”的内涵,又为中国审美观念注入了“理趣”这一核心思想,形成了强调理性与情趣相统一的传统意象审美观。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邹其昌评议时认为,王耘、简圣宇都在中国传统美学范围中探讨意象的内涵性和历史性问题;施旭升则从现实关照出发,反思意象设计和消费中所存在的问题,呼吁当代文化的自我救赎;王怀义和黄立则从中西意象比较出发,探讨意象思想在中西对话过程中的误读与遮蔽等问题。意象研究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讨论。围绕着意象,期待着学界研究的新进展。

  参加“中国古代美学的当代研究学术讨论会”专家学者合影 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